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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生產地與消費地相隔遙遠，且全球生產集中在少數(shù)幾個地點，石油從誕生那天起就不僅是一種商品，而是具有國際政治權力的性質。最初，西方“石油七姐妹”（七家大石油公司）控制著石油技術、產量和價格，是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同盟國手中的利器。上世紀60年代，伴隨著石油國有化運動，石油權力回到產油國政府手中，阿拉伯國家借此制造震驚全球的1973年石油危機。近20年來，隨著能源革命的推進，能源權力又一次發(fā)生質變，烏克蘭危機引發(fā)的能源博弈折射出能源權力轉移的新態(tài)勢。在新舊能源格局交互作用的背景下，能源權力重疊交叉，呈現(xiàn)出前所未有的六大新特征。

第一，在傳統(tǒng)油氣領域，中東的權力明顯上升。受西方國家集體制裁的影響，目前俄羅斯石油每桶打折30美元，仍然每天滯銷200萬桶。短期看，這個缺口主要由中東國家來彌補。長期看，國際能源市場最終將恢復平衡，俄羅斯石油將流向西方之外的國家。但是，歐洲買中東石油，俄羅斯石油流向亞洲，不符合市場規(guī)律。未來，隨著能源轉型加速，中東因石油儲量大、成本低、生產過程碳強度低而享有競爭優(yōu)勢，俄羅斯等其他地方的石油可能會退出市場，中東市場份額還會進一步上升。烏克蘭危機提前、并加速了這一進程。

第二，在油氣生產國與消費國的博弈中，消費國的權力明顯看漲。俄烏戰(zhàn)爭前，歐洲擔心俄羅斯搞能源制裁，滿世界找新的供應方；戰(zhàn)爭一個月后，俄羅斯只字未提能源制裁，仍然源源不斷向歐洲供氣，反倒是歐美熱火朝天地對俄羅斯搞各種形式的能源制裁。能源制裁的劇情反轉，俄羅斯制裁歐洲變成歐洲制裁俄羅斯，其大背景是國際油氣市場的根本性變化。20年前“石油峰值”是指石油產量將達到最高值，人們擔心產能枯竭；現(xiàn)在則是指消費量達到最高值，人們憂心需求不旺。

第三，市場、技術和金融三大權力結合，成為能源博弈中的殺手锏。雖然石油消費國的權力上升，但是單憑市場份額無法有效制裁生產國。歐美聯(lián)手約占全球石油消費市場的40%，但石油仍然可以流向另外60%的市場。過去10年，在對伊朗、委內瑞拉的制裁中，歐美都是綜合使用市場、技術和金融三大手段，伊朗石油迄今沒有恢復到1978年的生產水平。在金融、技術市場，歐美擁有近乎壟斷的優(yōu)勢，這讓能源制裁的威力成倍增長。同1973年“石油禁運”相比，目前歐美的制裁是“能源+”，是綜合國力的比拼，遠遠超出能源博弈的范疇。

第四，在新舊能源形態(tài)的轉換過程中，新能源權重持續(xù)上升，“油國家”與“電國家”的權力此消彼長。為擺脫對俄羅斯能源的依賴，歐洲決心加速可再生能源的開發(fā)利用。在全球能源結構中，可再生能源的比重增長最快，從1980年的6.37%增長到2020年的11.4%。若2050年全球要實現(xiàn)碳中和，可再生能源必須成為主角，石化能源轉換為配角。據保守估計，即便當前的能源技術和政策刺激沒有新突破，2050年可再生能源占比將上升到約30%。屆時，銅、鎳、鈷、鋰等新能源材料的產值可能超過石油。同石油一樣，這些資源也集中在少數(shù)幾個國家，包括澳大利亞、智利、秘魯、印尼、俄羅斯和南非。這些國家將成為能源領域的新貴，“電國家”的權力將長期處于上升態(tài)勢。

第五，在新能源領域，技術、產能、投資是制勝王牌。同舊能源領域相比，技術、產能、資金和市場在新能源領域的影響比資源本身大得多。在新能源領域，中國擁有全球最大的產能、市場和投資；美國緊隨其后，但是起步較晚，同中國的差距大。2009年以來中國投資可再生能源9000億美元，是美國的兩倍。2020年中國新增新能源發(fā)電能力895千兆瓦，美國新增292千瓦，是中國的1/3。在技術方面，歐美具有領先優(yōu)勢，2010-2019年期間歐洲占國際新能源專利申請的28%，美國20%，中國8%。可以說，中美各領風騷。

第六，中美兩國在新舊能源格局中都享有優(yōu)勢，最有可能成為能源權力轉移的贏家。能源轉型是個長期過程，未來相當長時期內國際社會都會生活在一個新舊能源結構混雜的格局中，兼具舊能源結構和新結構的權力特征。只有在新舊結構中都有優(yōu)勢的國家，才能享有最大的回旋空間，掌握最大的權力。在舊能源領域，美國是最大石油消費國，每天約消費2000萬桶，中國是第二大消費國，每天約1400萬桶。隨著石油市場成為買方市場，中美的政治影響力將擴大。美國還是全球最大的液態(tài)油生產國，騰挪空間更大，這也是美國敢于率先制裁俄羅斯能源的原因。在新能源領域，中國的市場、產能優(yōu)于美國，美國的技術領先中國，中美兩國正在你追我趕。

（作者是中國現(xiàn)代國際關系研究院中東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