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剛之氣”到底是什么氣?大家已經有很多討論了。這個詞好像我們最熟悉不過，但人們用它主要來指人的某種氣質或某種人的氣質，也許是比較晚近才出現的。
從詞義的發(fā)展與應用范圍的變化來看，“陽剛”大體上經歷了從哲學語言，再到詩學語言，再到日常評論人的形象氣質的語言的發(fā)展過程。
從先秦諸子到程朱理學家，他們口中的“陰陽剛柔”，含義或許發(fā)生了一些變化，但是大體上跑不出哲學的范疇。在“六經”之首《周易》中，在提倡“陰陽合德”“剛柔相推”的基礎上，更崇尚陽和剛，但不贊成“極陰”和“極陽”。推崇“陰陽和合”的中和之美，是中華傳統美學的主基調。這在《中庸》里有鮮明的體現：“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以朱熹為代表的理學家，則把“剛柔陰陽”比之于君子和小人，其尊陽抑陰的傾向則更為明顯。朱熹認為，《周易》的根本在于“尊陽抑陰，進君子而退小人”。朱熹弟子李孝述論述人之氣質與陰陽二氣之間關系：“竊疑清濁以氣言，剛柔美惡以氣之為質言。清濁恐屬天，剛柔美惡恐屬地。……蓋清濁美惡似為氣質中陰陽之分。”在程朱理學家那里，陰陽、剛柔、清濁都有著明顯的優(yōu)劣之分。
把“陽剛”“陰柔”拈出作為詩學語言而發(fā)揚光大的是清桐城派散文大家姚鼐。中國傳統詩學有將文學分為兩類的傳統。曹丕《典論·論文》：“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以力而致。”“氣分清濁二體”，被童慶炳先生認為是中國文論以剛柔論風格之始。南宋嚴羽《滄浪詩話·詩辨》將詩歌風格分為“沉著痛快”和“優(yōu)游不迫”兩大類。錢鍾書《談藝錄》論“詩分唐宋”說：唐詩、宋詩，亦非僅朝代之別，乃體格性分之殊。天下有兩種人，斯分兩種詩。唐詩多以風神情韻擅長，宋詩多以筋骨思理見勝。
西方也將文藝作品風格分為“崇高”與“優(yōu)美”兩類，雖然不能簡單比之于中國的“剛”“柔”，但把文藝作品簡單分為兩類的做法是相似的。
姚鼐本《周易》“陰陽”說以及程朱理學的相關概念，提出“陽剛”“陰柔”兩種文章風格：“吾嘗以謂文章之原，本乎天地。天地之道，陰陽剛柔而已。茍有得乎陰陽剛柔之精，皆可以為文章之美。”(《海愚詩鈔序》)他同時不贊成極端的文學風格，認為“糅而偏勝可也;偏勝之極，一有一絕無，與夫剛不足為剛，柔不足為柔者，皆不可以言文”。他所尊崇的歐陽修、曾鞏，“其才皆偏于柔之美者也”。但在陽剛與陰柔二者間，姚鼐更推崇“陽剛”，他認為“文之雄偉而勁直者，必貴于溫深而徐婉”。
有意思的是，姚鼐本人的文章被公認以陰柔美見勝。還被曾國藩批評為“惜少雄直之氣，驅邁之勢”。這種文藝創(chuàng)作實踐與詩學理論的偏差，還讓人想起同是清代文壇大家的王士禎。在他身上存在著個人詩學趣味與詩學評價方面的抵牾，成為三百年來文壇聚訟不已的一段公案。
以“神韻說”而知名的王士禎，以他的沖淡悠遠的詩學趣味來說，王維、孟浩然一派當為詩中最高。但是在清代詩壇，以“沉郁頓挫”詩風見長的杜甫被推為最高，已經形成一種強大的共識。據趙執(zhí)信在《談龍錄》中說，王士禎“酷不喜少陵，特不敢顯攻之”。作為當時詩壇領袖，王士禎雖然自己喜歡沖淡的“神韻派”詩歌，但是在公開場合還是以杜甫為尊的。(郭超)
標簽： 作為詩學語言的“陽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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