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郝春文教授主持撰寫的《當代中國敦煌學研究(1949—2019)》作為“當代中國學術思想史叢書”之一，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于2020年出版了，這是一部具有重要意義的中國敦煌學學術史專著。通讀全書，筆者認為該書具有許多新的特點。
作者對中國敦煌學史提出了新的分期，即將1909年至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定為第一階段，這一階段是敦煌學的興起及其研究領域的拓寬時期;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至1978年改革開放前為第二階段，這一階段的特點是敦煌學穩(wěn)步發(fā)展，同時港臺地區(qū)的敦煌學異軍突起;1978年改革開放后至2000年為第三階段，這是敦煌學迅速發(fā)展的時期，作者將其定義為新時期的敦煌學;2001年至2019年為第四階段，這是我國敦煌學發(fā)展迅速并開始轉型的階段，作者稱之為轉型期的敦煌學。這樣的時代劃分可能仍有值得完善之處，但比起以前的敦煌學史分期，應該更符合中國敦煌學的發(fā)展脈絡和時代特點。
關于敦煌學的概念，周一良、姜亮夫、林家平等都曾有過討論。1988年，筆者也曾提出“所謂敦煌學，就是指以敦煌遺書、敦煌石窟藝術、敦煌學理論為主，兼及敦煌史地為研究對象的一門學科”。郝春文認為這個定義比較準確，但不足之處是沒有突出敦煌學的交叉學科特性，并從這一角度對敦煌學的概念或定義提出了新的看法。他指出，敦煌學是以敦煌遺書、敦煌石窟藝術、敦煌史跡和敦煌學理論等為主要研究對象，包括上述研究對象所涉及的歷史、地理、社會、哲學、宗教、考古、藝術、語言、文學、民族、音樂、舞蹈、建筑、科技等諸多學科的新興交叉學科。這個定義既包括了敦煌學的研究對象及所涉及的學科，也強調了其學科屬性為新興交叉學科。
關于學術史的撰寫，可能會有不同的標準、體例和要求，郝春文將其歸結為四種：一是目錄式，即將所有成果都列出來，并有簡單的提要介紹;二是介紹式，即簡要說明所列論著的具體貢獻;三是學術史式，要分析所涉及論著的成就、特點和不足，力圖展示該論著在相關研究歷程和學術脈絡中的地位;四是學理分析式，即在具體分析相關論著的基礎上，從理論和方法層面分析考辨寫出高水平成果的原因和路徑。他認為，自己的這本著作“大約可以介于第二重和第三重境界之間。但有的部分也曾試圖接近第四重境界。”的確，這是一本能夠考鏡源流、辨章學術，在認真研讀大量敦煌學論著基礎上，力圖從學理上分析，并將其置于學術史層面來展示敦煌學研究成績、不足與發(fā)展方向的著作。如關于石窟藝術的研究，如果說前幾個階段我國學者的研究重點是解決敦煌石窟“是什么”的問題，現在則是要解決敦煌石窟“為什么這樣”的問題。作者強調“轉型期有關中國敦煌學家的研究成果，從總體上看，以介紹居多，對相關學者的學術地位、學術價值、學術理路以及取得成就的原因等方面的分析，尚待加強”。在敦煌樂舞藝術中，最引人關注的是敦煌的曲譜、舞譜的探討，自日本學者林謙三之后，鄭汝中、莊壯、陳應時等都對敦煌曲譜進行了解讀，尤其是葉棟、席臻貫對敦煌曲譜的“破譯”，曾引起轟動乃至爭議。該書在考察國內外研究狀況后指出：“國內外有關敦煌曲譜和舞譜的‘破譯’雖多，但因敦煌曲譜舞譜中表示音節(jié)、韻律和動作的語言和符號沒有留下時人的界定。所謂‘破譯’全憑破譯者個人的理解和猜想，所以諸家‘破譯’結果往往差異很大，難以取得共識。”
敦煌文獻是敦煌學的主要研究對象，整理、釋錄敦煌文獻，使其能夠被一般讀者或學者方便使用，是敦煌學界的重要任務。從目前來看，敦煌文獻的校釋整理主要有三種范式：一是張涌泉策劃組織的《敦煌文獻合集》工程，即通過全面核查，將所有漢文佛經以外的敦煌文獻按傳統的四部分類法進行整理，在分類、定名、綴合、匯校的基礎上進行釋錄。二是郝春文策劃組織的《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即按館藏流水號對敦煌文獻中的非佛經文獻進行釋錄，這樣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遺漏，也彌補了分類釋錄的不足。三是按分類校錄的辦法對某類敦煌文獻進行匯校釋錄，如《王梵志詩校注》《敦煌吐魯番醫(yī)藥文獻新輯?！返?。雖然敦煌文獻的整理刊布取得了巨大成績，但還有許多重要工作尚待完成。對此，郝春文指出，敦煌文獻的圖版需要升級換代，即要用高清彩色圖版或紅外攝影圖版替換原來的黑白圖版。當然，這既需要國際合作，更需要敦煌學專家和出版界的共同努力。
到20世紀末，中國學者完成的分類校錄本已經涵蓋了敦煌文獻的重要方面，同時在敦煌學研究的許多重要領域都出現了總結性或開創(chuàng)性的論著。由此本書指出：“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國際敦煌學多數前沿制高點都被中國學者占據了，完全掌握了國際敦煌學的主導權和話語權。”同時我們也要看到，需要加強或努力的方面還有不少，正如作者指出，“從整體上看，研究比較深入、比較全面的專題還不夠多，許多方面有待加強，不少方面有待展開”。如歸義軍的政治史、經濟史、民族史研究相對深入，但佛教史、社會史和文化史還需要投入力量。又如在民族文字尤其是死文字方面，需要加強發(fā)言權，而敦煌學經過百年發(fā)展之后，在研究范式、重點、內容等方面都遇到了一些困境，“這種困境也推動了很多學者深入反思敦煌學的轉型”。但何謂轉型，如何轉型?則是中國敦煌學界不得不認真思考和對待的問題。(劉進寶)
標簽： 中國敦煌學發(fā)展 真實畫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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